只有海的上部有波浪。
3月26日中午,厦门天气异常温暖。 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办公室,微信工作群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:
“明天开始大家放假,你们可以去找新工作了,所有工资都会尽快发给大家。”
我愣了几秒,然后抬起头,就对上了对面编辑的目光。 两人对视一眼,无言以对,然后各自回到了各自的世界。
那天,我们公司正式破产。
我并不意外,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、这么突然。
破产前一天。
一
“我们的工作很简单;
这是一部抄袭快手的反转剧。”
2019年10月,老黑又找到了我。 酒吧里一片漆黑。 他喝了一口酒,问道:“你想得怎么样?”
他所说的“考虑”是想让我加入他的创业项目——开一家抖音运营公司。
我对老黑的提议存有疑问。 半年前,我因为强直性脊柱炎辞掉了影视广告制作人的工作。 另外,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抖音新媒体行业,我担心自己跟不上。
老黑点了一根烟,深深地吸了一口,道:“老钟,你放心,内容很简单,你凭经验就能搞定。而且你看,我们认识也有两年多了。”这些年,我知道你最近过得很不容易。”
我和老黑曾经一起在一家主播公司工作。 当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,他很穷。 随后,他在某平台喊出了“年度十大主播”,并与华南最大的直播公会签约。 现在,靠着抖音上15万的“直播粉丝(被直播吸引的粉丝)”,他每个月能赚几十万。 而我已经失业在家半年了,我很茫然,找不到自己的方向。
见我无言以对,老黑拿起酒杯举到我面前:“只要我能出得起,工资就按照你的标准,还有股票分红。”
9K的底薪加上一份股权分红协议——相比厦门同行5K左右的薪资水平,老黑的条件确实很有吸引力。 另一位签署这份协议的人叫阿斌,他也是我们共同的多年好友。
我看着他,手里拿着酒杯,过了一会儿才说:“好吧,我试试。”
就这样,我来到了这个距离住处30公里的地方上班。
2019年11月1日,公司正式开业,策划、剪辑、运营、演员共11人。 运营由老黑的弟弟田戈负责,文案是老黑从一家公司招聘来的朋友; 现场出现的四位演员都是他开直播以来的徒弟。 对于一个抖音创业团队来说,配置已经相当完善了。
当时,抖音运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特别是在厦门这样的二三线城市,这里租金便宜,创业压力也小。 三五个人组成的小团队可以抓到很多。 在大环境的推动下,完整的业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,行业内热销天天赚钱的例子不胜枚举。 在这样的氛围下,我们对公司的前景充满信心。
厦门的抖音新媒体公司大多集中在软件园二期,但我们选择了岛外的办公楼。
公司成立的那天晚上,老黑泡了一壶好茶,带我们一起开会。
会上,老黑谈及内容定位:“其实我们的工作很简单,就是复制过去快手的麻辣剧。老钟把剧本拿下来给演员演。高潮的时候,它随着“咔嗒”声停止!只需保存下一集的转折 - 想观看吗?然后单击“关注”。”
我把玩着茶杯,明白了:所谓的“快手剧”就像网络文章里的霸道总裁,或者电视里的抗日名著。 情节是如此不可靠,以至于让你怀疑自己的生活。 我曾经在朋友分享后看过它。 当时,我们都称其为“居家视频”。
老黑继续说道:“得到更多‘关注’和‘点赞’后,我在视频里放了购物车链接,演员晚上就开始直播卖货。前天看到一个账号,卖了5000个一晚上一双袜子,我算一下你每双的利润是30块钱,几个小时能赚多少钱?一个月能赚多少钱?!”
我们哪见。
他越说,越兴奋。 场面看起来像是传销,但我有些疑惑:“抄袭别人的视频会不会有版权问题?”
老黑一饮而尽,嘴角一抽,对我露出一个干练的笑容:“就清洁工变总裁的剧情,我已经看到几十个账号拍了,哪里有版权问题?”
我无力反驳,只好点点头。 抖音运营市场已初具规模。 处于行业顶端的是拥有领先IP的大型MCN机构。 他们进入市场较早,积累了大量粉丝。 现在他们只需要将IP转化为利润即可; 而大部分中心团队拥有几十个账号,依靠外包内容,每天可以制作10多个视频,以数量取胜。 对于我们这样资金有限、想要尽快实现盈利的小型低水平团队来说,“复制”确实是最愚蠢、最省力的方法。
我心底里的疑问是,在加入公司之前,我从来没有下载过抖音; 团队里的大部分同事也来自广告行业,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抖音这个新媒体。
有一天,我在后台分析热门账号的数据时,同事小A走过来问我:“你在看什么?”
我一时无语,一旁的天哥倒吸了一口气:“你们是抖音新媒体公司,难道不知道‘星图’吗?”
从办公室看去。
二
“都是为了赚钱,别不好意思”
按照会议分工,我负责起草剧本和导演现场。
抖音上有现成的反转剧。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开这些账户,把剧本一一拿起。
其中一个账号拥有680万粉丝,内容无非是“门卫阿姨瞬间成为集团董事长”、“总裁送外卖时被不知情下属辱骂”、“富家千金假装”穷考男友”、“女老板素颜打扮”、“面试官被欺负”; 反转设定也一样,都逃不脱“惩恶扬善”、“善恶有报”等标准结局。
剧情虽然离谱,但点赞数轻松过百万,更触动观众的逆袭心理:主角帮助你达到现实中无法达到的某些高度,也帮助你消灭坏人。
我的工作台。
上班第一天,我微服点开了一个名为《董事长私访》的视频——某公司董事长帮助受伤的送货员送外卖,却被势利员工无底线欺负。 场面最后,主席拿出一把保时捷钥匙亮出了自己的身份,吓坏了所有人。
我有点傻眼了。 我一边抄,一边心里骂道:这是什么鬼?
也许是剩余的创造性理想造成了麻烦。 我心里升起一股厌恶感,但同时,又有一个声音出来安慰我:“没关系,还是有很多人直接把水印去掉就发表作品的。” ,至少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,所以我们不会感到愧疚。”
两天后,我交出了第一份剧本:《宾利女导演送外卖,老同学看不起她》。
第一部综合电影。
一般来说,一个剧本可以分为4到5集,每天更新的同时,把转折留到下一集。
拍摄时我也会去现场指导。 道具、布景、美术都不复杂,只要找公司附近的场景就可以解决; 但既然账号角色是“霸道女总裁”,奔驰和保时捷就少不了。
幸运的是,我们有一个富有的朋友愿意把他的车借给我们。
一开始,大家都很尴尬。 为了让演员放松,我会尽量在晚上或者无人的地方拍摄。 即便如此,依然引来围观。 一次拍摄结束后,突然冒出一位操着当地口音的老人:“哦,这是电影,好专业啊!”
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,因为事实恰恰相反。 上映前夕,剪辑师给我发来了第一集的成品片。 那天晚上看完后,我直接拿着样片去找老黑:“我们的设备配置(稳定器加设备)太低端了……尤其是在外景拍摄的时候,演员的对话几乎无法录制成当汽车经过时。”
老黑并不在意:“没关系,只要内容到位就行。”
我实在忍不住,就给他发了原版视频的翻拍版:“你看,景深和录音绝对是用专业设备拍摄的,如果这样做的话,我们连构图都没有,那绝对是不行。我们不求超越他们,但也不能比他们差吧?
听了我的分析,老黑心服口服了。 两周后,他给摄影师配备了单反相机和收音机设备,还买了一套灯光。 算上新买的用于剪辑的台式电脑,总共花费了11万。
摄影小哥拎着设备,准备去摄影棚。
钱花了,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
镜头感增强后,演员糟糕的演技暴露无遗。 他们师从老黑,学会了喊麦。 他们没有演戏经验。 与抖音上身兼多职的演员相比,他们的表情和动作都不太到位。
有一次拍戏时,因为一个戏重复拍了近两个小时,我终于按捺不住怒火,大喊:“我让你每天晚上回去背台词,你背下来了吗?就算你只要熟悉了,就不会卡住。”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! 你拍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笑,有那么好笑吗? 如果是上一组,我就叫你滚了!”
拍摄现场。
那天晚上,我扔下剧本,独自打车回公司。 我本想让老黑改变一下剧本的方向,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 公司尚未盈利,所有费用均来自老黑的直播收入。 我理解他也有他自己的难处。 后来,我给自己灌输了一个道理:“赚钱,别为难”。
这个道理来自姜文的电影《让子弹飞》。 就是说,当我没有什么可抄袭的时候,我可以硬着头皮编出一个“大学生送饭给妈妈看病,董事长豪车被撞送钱”的低俗情节; 就是说,当演员不够的时候,我可以戴着大金链子,扮演一个瞧不起农民工的暴虐老板……
我在看剧本,专门为了人物形象戴上了老黑的名表。
自我妥协之后,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。 拍摄逐渐步入正轨,团队开始了一场魔鬼般的时间拉锯战。
我们每天早上9点到达公司,分三地拍摄,直到晚上11、12点。 一天结束时,我们可以制作大约 5 部电影。 拍摄结束后,我们回到公司确认第二天的工作内容,然后花了很多时间打车回家,通常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。
一个月的时间,我整整瘦了10斤,但是当一个人充满热情的时候,他是不会觉得累的。
加班吃饭。
那段时间,我经常和阿斌一起打车回家。 当时,阿彬正在筹备婚礼,比我更急于做出一些成绩。 一路上,我们的话题都离不开如何改进工作,有时我们还会互相鼓励:“一个视频进入了十万级的流量池,说明还有机会。”
根据抖音的算法推荐模型,每部作品发布后,后端都会随机将作品放入流量池中,流量池限制为1000人。 如果“流量”等指标比较高,你将有机会进入下一个更大的流量池:1万、10万、50万……依次推进,直到用户开放时进入100万以上的级别抖音并滑动首页。 优质流量池。
我们知道,进入优质流量池才是最终的生存之道。
凌晨2点,回家路上的夜景。
三
实在不行。
女演员也可以穿得性感
按照老黑的计划,首月增粉目标是10万。 最理想的情况是“一两个视频直接爆款,(粉丝)实现井喷式增长”。
但经过一个月的努力,同时运营的四个账号中,势头最好的一个也只增加了两万到三万粉丝。 偶尔会出现一两件点赞过万的作品,但也只是昙花一现。 李老黑计划的粉丝数达到100万后开始发布产品链接的目标还很遥远。
拍摄现场。
12月3日是阿彬的大日子,我们一群人去参加婚礼。
席间,我们吃着喜酒,低着头刷着数据,看着热门视频的点赞量不断上升,而我们刚刚发布的视频一直在两三千的低位徘徊,大家都吃光。 宴会结束后,我连夜赶回厦门。
这种低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,我们开始对眼前这条看似简单明了的道路产生怀疑。
观众对剧情颇有微词。
其间,抖音营销培训课程层出不穷,速成班和精品课程种类繁多。 田哥也报了班,回来后立刻给我们打电话分享他的经验:
“内容肯定是重中之重,要提前通过‘爆点(悬念、冲突、高潮点)留住观众。”
“前三秒决定生死,最好三秒有金句,十秒有小高潮。”
“帐号不能有混乱的情节。无论‘角色’是什么,帐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方向。”
“如果这不起作用,女演员可以穿得性感来吸引注意力。”
……
我频频点头。 虽然很尴尬,但那天晚上我还是给女演员打电话,让她多买点衣服。
拍摄现场。
接下来,剧本从5、6集缩减为2集,冲突点提前释放; 我不再介意暴露在镜头前。 为了让剧情更加精彩,我什至主动给自己写了很多反派。 至于后来的一次拍摄,演员小C突然问我:“导演,你怎么又演渣男了?”
“献身于艺术。” 我开玩笑说。 那天之后,我在公司又得到了一个绰号——“渣男专业人士”。
我扮演反派。
这些变化确实带来了改进。 经过几轮打磨,剧情、剪辑、演技都一一到位,我们仿佛进入了无摩擦的幻灯片。
但就在账号开始好转的时候,抖音突如其来的生态变化再次给了我们当头一棒:用户爆发式增长之后,抖音官方对非营养内容的管控也随之而来。 在莽撞时代成长起来的老快手团队如今已是凤毛麟角。 我捡到的600万大账户就是一个例子。 2019年8月,其单条视频点赞数最高达到258万。 现在只有258万个赞。 勉强维持在1万左右。
反转剧的流量急剧下降。 图为去年(上)和今年(下)的数据对比。
这当然也是由于观众口味的变化所致。 华丽复仇、绝地反击等青春套路已经不能让他们高兴了。 日益激烈的竞争倒逼了一批优质剧情号,比如借助“方言笑话”迅速崛起的四川队、“就看我刺不刺你”。 韩美娟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。 每次打开抖音,我都会想起《曲院杂谈》结尾处的歌词:“相声、小品、魔术、杂技”。
更可怕的是,我的前雇主也开始做抖音——实力雄厚的影视公司,进军短视频平台也逐渐成为常态。
在一次会议上,我和几位同事分享了一部影视公司的作品:“这是一部1分钟的电影,节奏快,布景灯光专业,过渡流畅,甚至还有空镜头。”
我并不是有意打击大家的信心,也尽量客气地说,但事实上,我真的很害怕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吸引了 200 万粉丝。 会议结束前,我问大家:“你们有和亲朋好友分享过自己拍的电影吗?”
办公室里顿时安静下来,只能听到烟草燃烧的声音。
我们的意见之一。
四
最后的挣扎
2020年新年前后,厦门的天气正式变冷,办公室里的创业热情也彻底消失。 大家完成了任务,储备了春节期间分发的视频,按时去度假。
但生活中的机会往往是美妙的。 大年初四早上,我正在熟睡中,被一连串急促的震动吵醒。 当我打开手机的时候,工作群里就炸了——原来我们提前存储的几个视频无缘无故地就火了。 虽然不是百万级的流量池,但“粉丝”和“点赞”数量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。 ,达到公司成立以来的最高峰。
大家欢呼起来,田歌也在群里欢呼:“如果每天都能达到这样的数据,还是有希望的。”
看到后台的人气曲线不断上升,我欣喜若狂。 我觉得不是“静止”而是“一定”充满希望,于是我赶紧打开购票软件,准备回去看一场大演出。 结果,因为这件事,初八中午,我和家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
“所有公司都关门了,为什么只有你们公司在上班?现在可以上班吗?我们正在撤离。”
“还有很多公司要上班,现在公司正处于关键时刻,我一定会回去的。”
“你们老板脑子有问题吗?什么是关键时刻?现在疫情就是关键时刻。”
爸爸说完,就把筷子狠狠地砸在了餐桌上。 我不想解释太多,就端起碗,喝了一大口饭,眼泪顺着脸颊滴进碗里。
大年初九早上八点左右,趁着厦门没有封城,我和另外几位福建同事准时回到了工作岗位。 老黑也抓住了最后的机会,从山西飞了回来。
那天,热闹的办公室里只剩下四个人。 一名策划人员因公司需要削减成本而被解雇,而所有演员都因疫情无法按时回来。 即使摘下口罩,我仍然感到喘不过气来。
空荡荡的办公室安静得让人有些不习惯。
会议桌上,我头也不抬地摸着茶杯。 我只听天哥的话:“我们以前塑造角色、打造IP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,我们无法变现。 现在我们需要转变方向,主打直播带货。 我想问问你的意见。”
我感觉自己被泼了一盆冷水,但我心里也知道,春节期间的热播电影对观众来说有“别无选择”的因素。 与其等演员回来继续打,不如顺势而为。
会议结束时,田戈说:“都四月份了,我们试试吧,如果还是没有进步,那也许我真的不适合这个行业。”
我抬头看着他,他苦笑着。 田哥是一名军人,做过很多工作。 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勇敢、足智多谋的人,但那一刻,我只看到他脸上的无奈。
隔壁公司破产了,快递被塞进门缝却没人收到。
会议结束后,我开始联系拍摄地点,寻找新的模特和直播演员。 因为疫情,演员们到处要价; 他们最终达成了协议,但会场已关闭; 他们设法赢得了场地,但演员们因为封锁而无法入场。
最后,一切都安排好了。 田哥告诉我:“厂家在广东,样品无法发货,所以只能推迟拍摄。”
复工一周后,该公司宣布再次停工。 等待工厂发货通知期间,只能按原工资的80%支付工资。
晚上,我坐在办公室里,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数字发呆。 我想给家里打电话,按下了号码,然后就删除了。
3月8日节日过后,站台慢慢恢复了往日的热闹。 热门视频仍然每天更新。 我们终于按照新的计划开设了一个新的美容账号,专门播放《化妆品有什么危害?》等科普视频。
那段时间我一口气写了20个剧本,边写边拍。 发了几部作品后,天歌让演员们开直播卖货:燕窝、毛衣、国货化妆品品牌……都是价值几十块钱的产品,但第一次只卖了几十块订单很多都是感谢朋友的帮助。
半个月过去了,情况依然没有好转。 陆续返岗的同事们,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热情。 另外,工资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发了。 每个人心里都在思考着什么。
有一天,老黑公会的负责人来找我聊天,说:“老钟,上个月我帮老黑预支了四十万多块钱,就因为他们直播PK的时候没人买礼物(公会帮主播买礼物造势,是直播)按照行业正常运作,分配完毕后,主播会把钱返还给公会)。
我这才发现,老黑的直播收入也在下降。 看来“两个月的期限”已经到来了。
公司破产通知,无人回复任何消息。
那么回到故事的开头,那天我们收到了天哥的破产通知。
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。 电话那头先是沉默,随后苦笑道:“没办法,现在疫情来了,一切都不好。”
但我心里知道,疫情只是一个完美的借口。
那天下午,没有人急着离开。 阿彬来来回回接了好几个电话,大概是在倾吐心中的苦涩; 天哥坐在办公室里,盯着电脑屏幕,抽着烟,一言不发; 我正在整理以前的文件,突然发现去年的共享协议丢失了。 我微笑着,默默地把它放回包里。
收拾好东西后,我问编辑:“你有什么打算吗?”
“我今年30多了,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。”
阿彬向我摆摆手,说道:“我走了。” 然后他拿起小憩的便携式躺椅就走了出去。
一切都很正常,仿佛明天还会见面。
由钟楼 | 编写并提供简晓军编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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